香港回归20年:如何变成“亚洲艺术市场中心”?

2017年07月04日 10:27   来源:雅昌艺术网   刘龙

  时至今日,香港是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最高的城市,同时也是世界上最袖珍、最重要的艺术品交易集散地之一。

  香港,在鸦片战争之初,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曾认为它是“一个贫瘠之岛,永远不会成为贸易中心”。1842年,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璞鼎查成为第一任香港总督,这位在位仅一年的总督,却为香港留下了最大笔的财富:第一,香港是自由港;第二,没有关税。从一个小渔村到手工作坊,再变身为转口港到廉价工业基地;从金融之都,再到购物天堂和和艺术品交易中心——香港特区,这片弹丸之地,借用背靠内陆,面向南洋的地缘通路,在回归祖国20年间,尽管历经亚洲金融风暴、次贷危机以及占中等几番转变、起伏,却总能不断抓准契机,增值变身。时至今日,香港成为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最高的城市,同时也是世界上最袖珍、最重要的艺术品交易集散地之一。究竟是怎样的历史机遇,造就了今天香港如此繁盛的艺术市场?而在竞争愈发激烈的今天,它的未来又将走向何处?

  荷里活道——香港艺术市场的底色

  半山,上世纪初到香港来的英国殖民者以及西方来港者的主要居住地,顺其而下,直到中环,便是把握经济命脉的各大银行以及商业机构和政府。而同样位于半山区的荷李活道在1844年出现,是香港开埠以来的第一条街。原本荷李活道的周边布满了中国人居住的小村落,为了满足外国人的猎奇心态,人们就开始变卖玉器和古董。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撤离,大批拥有资金的资本家和古董商人纷纷南下香港,比如著名古董商仇焱之先生在1949年结束了上海的业务,到了香港继续经营古代陶瓷。北平大藏家郭葆昌虽在1942年去世,但他的大量藏品也在此时经由其儿子郭昭骏带往香港,其中就包括了乾隆“三希堂”里的二希——《中秋帖》和《伯远帖》。

  上世纪70年代开始,荷李活道逐渐形成了中国文物艺术品交易的气候,图为1972年。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香港股市掀起狂潮,经济起飞,诞生了一批有闲有钱的收藏家。加之1976年“文革”结束后,国内文物艺术品交易被放开,大量文物通过民间交易或走私的渠道涌入荷里活道,香港顺势成为中国文物的交易、集散中心。随着文物艺术品收藏和鉴赏活动在香港渐成时尚,企业家、医生、文化名流、艺术家纷纷加盟,应运而生的“敏求精舍”、“求知雅集”等收藏家组织的活动颇为活跃,并涌现了一批享誉海内的港人大藏家,如:张宗宪、杨永德、赵从衍、徐展堂、罗桂祥、叶承耀、陈裕铿等。

  据“敏求精舍”前主席李大鸣回忆,上世纪80年代,荷李活道是最早开始售卖高古陶瓷和玉器居多。而由于当时正值中英就香港回归问题进行谈判,政策前途尚未明了,此时的移民潮也为荷里活道带来了大量的古董家具。借着这样的天时地利,不仅古董店数量大增(巅峰时曾达300余家),各家规模也快速扩张。而在此活跃的买家,除来自香港本土和内地,还有大量来自日本、台湾、东南亚以及欧美,他们苦于政治原因,无法去中国大陆采办藏品。于是,大家把目光投向了香港荷里活道。

  1980年代荷李活道上的古董生意臻至巅峰,也造就了一批香港本土藏家的收藏。

  1976年到1995年这二十年间,内地如同一个艺术生产基地,其丰厚的艺术品,一直源源不断地流到香港。目前为我们所熟知的香港大收藏家几乎都是在这个历史契机中建立起了自己重要的收藏体系。而这些藏家的苦心收藏,却在日后为拍卖行的进驻和繁荣打下了重要基础。

  荷里活道的繁荣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到达巅峰。1995年以后,随着国内兴起艺术品拍卖并管制文物市场,文物外流以及走私大为减少,古董店主们没有了以往丰富的货源,加之此时香港文物艺术品交易的重心逐渐转向二级市场,荷里活道盛况不再。

  今天的荷里活道,很多古董店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之久,经营者也已经到了第二代和第三代,可是再没有往昔的繁华。20年间,这里的房租涨了10多倍,多数古董店觉得成本太高,也就关门了,酒吧和咖啡馆却是一家接着一家开张。

  1990年代的香港摩罗上街

  虽然说再也回不到疯狂的80年代,可是李大鸣觉得荷里活道还是会长久存在下去的,与拍卖会集中后迅速散去的方式不同,古董店老板可以与客人深入长期地交流,更具有私密性。他们了解每个客人的喜好,这种针对性的服务,拍卖公司代替不了。

  国际拍行进驻,中心地位逐渐成型

  1970年代初,或许是看到了荷里活道鳞次栉比的古玩商铺的兴盛景象,国际顶级拍卖行苏富比(Sotheby's)于1973年在港举办首场亚洲艺术品拍卖会,为中国的文物艺术品市场揭开了全新的序幕。香港苏富比公司在香港的首拍引起一批香港收藏家的瞩目,其后吸引了来自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等收藏家的垂青,西方人也逐渐揣摩出亚太藏家对于瓷器、书画、珠宝首饰等门类的文物艺术的偏好。从1976年开始,香港每年定期举办春秋两次大型拍卖会,而直到1986年,另一家西方顶级拍卖行——佳士得(Christie's)才从日本转回香港,在港举办了首场拍卖会。苏富比、佳士得两大国际拍卖公司先后落户香港,使得香港文物艺术市场的买气大增,并宣告它是一个重要的国际艺术市场。

  1973年,前任苏富比亚洲区主席朱汤生(Julian Thompson,中)于香港成立亚洲办事处并于文华酒店举行首场拍卖会,那是香港当时唯一国际拍卖行,公司当时只有员工三名。

  在看惯了今天风风火火的艺术市场,很难让人想象艺术市场也曾有非常低迷的时期。佳士得中国瓷器及工艺品部主管曾志芬在1992年进入伦敦佳士得时,正赶上市场最困难的阶段。“90年代初佳士得已经是第三次裁员了。”曾志芬告诉记者:“在93年的春天,那个时候所有人的脸都是拉长的。虽然在这之前我们曾经历过八十年代末的辉煌,拍过梵高,纪录一次次被刷新。然而到了90年代初却出现非常难熬的局面……后来慢慢能有所缓解,完全有赖于亚洲,特别是香港市场的发展。”

  1997年7月1日,香港正式回归中国,曾志芬也于同年来到香港佳士得。回忆起初到香港时的情景,曾志芬说:“97年赶上香港回归,那时候市场里资金比较充裕,但因为政治、经济以及各种不确定因素,观望的情绪很浓。年底又遇到亚洲金融风暴,所以在当年的拍卖会中,现场虽然人很多,可没有人举牌,大家都没心情,导致很多拍品流标,情况非常凄惨。”

  1986年,佳士得在香港首次举办了拍卖会,图为当时的拍卖图录。

  2000年,清乾隆粉彩花蝶纹如意耳尊在香港佳士得以3,300万港元成交,刷新了当时中国瓷器世界拍卖纪录。

  1997-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横扫过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日本和韩国、中国等地,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但香港在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下,惊险地保住了几十年的发展成果。此消彼长之下,香港位于东亚地理中心,自由港和高效法制社会的优势逐渐突显,两大拍卖巨头佳士得和苏富比也在1999年和2001年先后将亚洲总部从台湾移至香港, 此后,香港开始成为辐射全亚洲的拍卖中心。

  虽然中心地位逐渐明确,但香港的二级市场并未因此而有所起色。“1998至2002年香港艺术品二级市场仍在灰暗前行,真正的拐点出现在2003年的SARS结束之后。”曾志芬回忆道:“2003年的春拍因为SARS由4月延期到7月,非典结束后很多人跑来看预展,包括很多从内地来的新客人,似乎大家都有种坐牢后被放出去的感觉,此后,艺术市场就一路昂扬向上。”

  2006年,张永珍以1.51亿港元,拍下胞兄兼名收藏家张宗宪的清乾隆御製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引起香港全城热话。

  对于2003年的“拐点说”,佳士得亚洲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国际董事张丁元同样表示认可。2004年,佳士得提出打造香港为“亚洲艺术交易中心”的概念,同年张丁元由台湾赴港坐镇。对于当时佳士得为什么会认为香港有条件被打造成“亚洲艺术交易中心”? 张丁元认为,“当时的亚洲,不管是中国或亚洲艺术市场都很明显有一种比较稳定的成长,而这个项目开始的时候,便是想一步一步来整合亚洲艺术资源,因为当时亚洲艺术史是独立的,但它的价值却没有被市场认定。”他觉得反而有三件危机造就了香港“亚洲艺术品交易中心”的地位:911,非典及金融风暴。“拍卖市场跟现况市场是相反的,有一个现象是,成熟的艺术市场遇到了这个短期性问题的时候,不少人都知道很多东西是低估的,所以或者最好的东西,然后最便宜的价格买入,当很多人都这样想时,拍卖市场反而是上涨的。”

  东方不亮西方亮,艺术重心轮转向前

  而在佳士得提出打造香港为“亚洲艺术交易中心”概念的同时,他的老对手苏富比却在2004年于香港举办了首场中国当代艺术拍卖,由此正式掀开了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大放异彩的序章。苏富比当代亚洲艺术部主管林家如回忆道:“当年除了几家画廊之外,作为国际第一家做中国当代艺术的拍卖公司,香港苏富比可以说是从零开始。但在最初的中国当代艺术拍卖中,大陆藏家对中国当代艺术了解不多,反而是欧美藏家是主要购买力。”

  2004年香港苏富比秋拍首场中国当代艺术拍卖专场图录。

  中国当代艺术家在90年代初经由威尼斯双年展以及汉雅轩主人张颂仁和国内策展人栗宪庭在国际上的积极推出,逐步参与到全球当代艺术史的发生中,并积累了一批欧美藏家力量,这为2005年以后逐步发展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奠定了基础。

  而在此之外,由于全球资金流量过剩,开始在欧美艺术市场中蔓延的战后及当代艺术热也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添了一把火。据TEFAF(欧洲古董艺术博览会)2016年报指出:战后及当代板块从2003年至2007年的时间段里开始成为全球收藏者和投资者的主要目标之一,该板块的销售额增长了将近500%。然而,作为最具投机性的板块之一,它也在经济衰退中也遭受过最严重的打击,在2007年至2009年的两年时间里销售额锐减60%。

  2007年,中国艺术家蔡国强的《APEC景观焰火表演十四幅草图》在香港佳士得秋拍中以7,425万港元创下当时中国当代艺术、中国画作及蔡国强个人作品世界拍卖最高成交价的三项世界拍卖纪录。

  购买中国当代艺术品,即使不失为一个有快速回报的经济投资,从艺术史来说也是一个好的投注,令中国当代艺术在2005-2007年间受到了众多欧美藏家和机构的垂青。而当时正值人民币进入快速增值通道,加之改革开放几十年的财富的累积,国人到港旅游、购物逐渐流行,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快速膨胀也必然吸引了众多国内投资力量、机构及个人买家的进入,大量资金的涌入极大地推高了中国艺术品的价格。

  2008年后,经济危机蔓延全球,当代艺术版块整体遭遇重挫,欧美藏家大量卖出了之前几年的累积。而中国购买力由于国内激进的货币政策,在短暂的观望后卷土重来,不仅接收了欧美藏家的地位和收藏,也向西方市场彰显了中国强大的购买力。

  2011年春拍,香港苏富比重磅推出“尤伦斯重要当代中国艺术收藏:破晓——当代中国艺术的追本溯源”晚间拍卖,106件作品总成交额达4.27亿港元,超出其1.3亿港元的估价上限的3倍,成交率也高达99.06%。其中,张晓刚1988年的画作《生生息息之爱》以7,906万港元成交,刷新了当时中国当代艺术拍卖的世界纪录。

  2010年以后,中国当代艺术品虽在香港市场中屡有高价,但市场却整体步入了调整期。不过香港却在中国当代艺术之后,发掘了中国二十世纪现代艺术、东南亚艺术、日韩战后艺术作为新的市场重心,直至近年将西方战后及当代艺术引入亚洲市场,多核推进,持续保持了香港当代艺术市场的繁荣。而近几年,随着中国艺术品不断被全球收藏者追求,这里不断涌来世界各地的拍行和形形色色的艺术品买家,使香港真正成为了“亚洲艺术交易中心”。

  2013年香港苏富比40周年秋拍,香港苏富比亚洲当代艺术部门合影,背景为曾梵志作品《最后的晚餐》,在后来的拍卖中,《最后的晚餐》以1.8044亿港元成为首件过亿的亚洲当代艺术品。

  回顾这十几年跌宕起伏的变化,林家如认为,2008年前后,面对一个新兴的市场,藏家由于缺乏经验,不了解艺术家本身,只通过拍卖的方式盲目追求艺术家的知名度。而当下,藏家以更全的视野去看待艺术家的作品,也会根据作品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来决定是否购买。随着市场的国际化、资讯的开通,藏家的视野也在扩大。越来越多的西方当代艺术参与到亚洲艺术市场,为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带来了良性的竞争。越来越多的西方画廊代理中国艺术家,提升了中国艺术家在国际艺术市场的地位。无论是走进来,还是带出去,中国当代艺术市场无疑在国际化进程中越加深入。

  2015年纽约佳士得秋拍中,中国藏家刘益谦以1.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84亿元)竞得莫迪利安尼作于1917-1918年的《侧卧的裸女》。

  巴塞尔艺博会昭示的香港艺术大时代

  比拍卖市场一年两次所表现出的变化更加深刻、也更加剧烈的是由香港画廊和博览会所组成的一级市场。如今香港的画廊数量已达上百家之多,像是中环的毕打行(Pedder Building)、黄竹坑、上环等,以及即将在中环开业的 H Queen's 都是几个热门的地方。但转观2008年以前,香港画廊不超过10家。当时,艺术的版图大多还聚焦在拍卖行上,曾担任 ART HK(创立于2007年底) 总监与 Art Basel HK 头两年总监的Magnus Renfrew(任天晋)指出,香港当年早就是紧追纽约、伦敦的第三大拍卖市场,但是艺术的光景也是被“拍卖”的形式主导。

  2011年 Art Basel收购ART HK,并于2013年入主香港,为香港的一级市场带来更大提升。

  作为转折点的2008年,无论是对中国或中国当代艺术而言都相当重要。那一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中国当代艺术市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繁荣、加之声势壮观的前两届ShContemporary艺博会,许多国际画廊带着对中国艺术市场的想象进军亚洲,策略激进者如佩斯画廊便在2008年于北京设立了空间,高古轩、白立方等画廊也曾积极在上海选址。但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以及2010年开始的“查税事件”导致很多内地藏家暂停了在国内的消费。

  任天晋认为,恰好当时ART HK的发展正处于高增长期,加上2010年底 Art Basel将收购ART HK的消息传出,更加强了香港的地位。而香港艺术品交易市场又是免税的,海关程序非常简便。人才、藏家、资金进出香港也很容易,例如办理香港公司的注册程序只需数千元,而且不到两天即可办妥。香港瞬间便吸引了原本打算前往北京或上海发展的全球一线画廊和国际艺术人才的目光,让他们改变初衷,进驻背靠大陆,又是自由港的香港。

  中环毕打行是一批国际画廊在香港的落户之地。

  2008年后,香港中心地位的逐步突显,令部分国内画廊也加入抢滩香江的行列当中。“去香港开画廊对得起艺术家、也对得起藏家!”亦安画廊的老板张明放曾如此放言,但亦安画廊的香港之路并不顺利,经营几年便宣告结业。“香港的成本太高了!”张明放曾表示那几年在香港的经营并没有赚到钱。“当时内地的市场很火,但我觉得很畸形,已经不适合画廊生存了,而是画店、拍卖行、基金会的时代。所以虽然香港的经营成本是北京的十倍,我还是去试了试。”

  在香港几经沉浮的还有当代唐人艺术中心。2008年,在金融危机的风头浪尖,郑林逆流而上在香港开辟第三家“唐人”,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家抢滩香港的画廊。谈起当时的初衷,郑林表示:“2008年,香港的当代艺术生态处于滞后的状态,格局比较小,只有汉雅轩、安全口几个画廊做一点当代艺术,大多数还是以街头店面的形式销售一些传统绘画。而香港又是最早建立艺术收藏系统的亚洲城市,藏家系统和购买力没有问题。我判定香港是未来当代艺术的交易中心,也是亚洲新富豪与艺术最好的接触平台,所以我们决定提前介入香港。”但唐人的香港之路同样坎坷,2011年位于亚洲文献库楼下的空间到期后,为了寻找地理位置更好的空间而暂停了香港的计划,直到2015年10月才于中环再度开启新空间。

  随着Art Basel HK的持续举办,香港艺术生态各环节逐渐完善,Art Basel HK举办期间,各大画廊都有新展和活动举办,形成另一种形式的香港艺术周。

  而这几年间,香港的现当代艺术市场格局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郑林说:“从本土画廊占据大半壁江山到包括高古轩、白立方、贝浩登、佩斯在内的多家世界知名画廊入驻,再到2013年Art Basel正式在香港举办,其最大的贡献是让香港的艺术生态成熟化,逐渐地有保险、仓储、专业服务,多了艺术学院,培养了一批艺术行政者、机构等。” 郑林认为欧美艺术市场向香港转移不完全是低税的原因,他说:“这两年欧洲市场确实在萎缩,而香港地区市场在增长,也包括整个亚洲市场。大牌画廊都来香港了,我不觉得是竞争,而是需要,因为香港这个地方一直就是商业中心和不同文化交流的中心点。”

  皇后大道中的 H Queen's 大厦专为画廊空间而打造,落成后将吸引诸多画廊进驻。

  随着国际画廊和拍卖行在香港对西方当代艺术推广的逐渐加深,近几年,越来越多藏家加入到西方现当代艺术的竞争当中,并在国外的拍场中屡有惊人表现。将于明年3月前后入驻皇后大道中的 H Queen's 大厦(HQ)的卓纳画廊(David Zwirner)创始人大卫·卓纳此前在接受《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采访时便表示“我们看到了亚洲藏家对西方艺术兴趣的爆炸式增长”。卓纳画廊于2016年1月开始在香港选址,虽然上海及北京曾纳入他们的考虑之列,但是香港与欧洲的紧密联系,以及它丰富的藏家资源,使它最后成为赢家。郑林表示,2017年底,香港唐人也将迁入HQ这座专门针对画廊所建造的空间,此外还有日本的白石画廊、韩国的首尔画廊(亚洲第一家上市画廊)、佩斯香港第二空间等多家画廊都将入驻,HQ将成为毕打行之后又一香港当代艺术画廊聚集地。

  经济乏力,竞争激烈,但香港仍是不二之选

  但繁荣的背后并非没有隐忧,香港近年来经济和政治形势的不尽如人意便被广泛争论。据《中国统计年鉴》称:自1997年回归以后的近20年里,香港的经济增长率却显著低于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等地区。标准普尔2015年指数报告显示:香港房市下滑10-15%,零售业也因占中事件以及内地旅客的减少而疲软。此外亚洲其他地区如新加坡、上海、韩国也已经后来居上,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对艺术文化产业一路绿灯。加之香港极高的租金及运营成本,业界不乏有问询之声:这些纷至沓来的画廊和拍行究竟看重了港岛什么东西?经济欲振乏力、中国艺术品面临瓶颈,香港艺术交易中心的位置会否会式微?

  香港会展中心,每年都会举办巴塞尔香港国际艺术展、典亚艺博和国际古玩展等大型艺博会以及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大拍卖行的春秋二拍,推动并见证了香港艺术一步步的发展。

  任天晋表示,国际画廊和二三线拍卖行持续涌入香港,他丝毫不觉得惊讶。“原因有三点:首先,说到目前的香港经济衰退,我们似乎不能否认,从数字或者事实来说,香港的经济确实有所下降,而且其他地区也在拼命发展。可是无论相较新加坡还是上海,至少到目前为止,香港市场还是最成熟的。上海也罢,新加坡也好,到目前为止并未见到显著效果,但未来如何我们尚不好断言。其二,就艺术品市场而言,香港因为早些年苏富比、佳士得的进驻俨然形成了良好的气氛,全亚洲的藏家或者艺术商在每年香港苏富比、佳士得大拍的时候都会不约而同地前来,加之香港巴塞尔期间也会有各种展览、艺术活动,已然成了惯例。香港虽不像纽约、伦敦挂了‘艺术周’之名,但却有艺术周之实。其三,虽然说香港的经济在衰退,但是就香港做艺术品市场而言,辐射的是整个亚洲,来香港做拍卖和画廊的这些公司,肯定针对的不仅是香港的客人,还有中国内地、日本及东南亚的客人。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商业进出依然是最方便的,地理上也是最理想的。”

  日前佳士得亚洲区总裁魏蔚在接受采访中也曾指出:“香港虽然当下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是对于艺术品市场而言,与经济的关联并不大,而更多发生关系的是所谓的‘累积财富’。香港始终是亚洲的一个核心点,作为一个中心城市又是一个自由港,这对艺术具有非常大的优势,同时它又是一个非常大的金融都市,沉淀性资金夯实了艺术品交易的核心地位。”

(责任编辑:李冬阳)

官方微信
i艺术圈
精彩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