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艺术机构的非营利之路(下):非营利的理想与矛盾

2018年01月31日 10:10   来源:雅昌艺术网   

  今日美术馆

  1998年前后,国内出现三家民营美术馆:成都的上河美术馆、沈阳的东宇美术馆和天津的泰达当代艺术博物馆。它们都专注于当代艺术,且都由企业赞助。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建筑投资300万元的上河美术馆,在空间划分、展览规模和学术阵容上都很抢眼:整栋建筑占地3000平方米,有300平方米的展览区、近200平方米的办公区和500平方米的收藏区,此外还有咖啡馆。三年里,国内著名策展人黄专、艺术家张晓刚、周春芽、方力钧、叶永青都曾是这座美术馆的艺术委员胡成员,后来,艺术史家、批评家、策展人巫鸿也被邀入。同时,美术馆收藏了近百件作品,覆盖了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舒群、周春芽等人的力作。

  在美术馆未能独立注册“民非”的时代,上河美术馆振奋人心过,最终仍消逝在历史长河中。它的存在,让更多地产企业摸索了一条新的路径。

  于是,2000年后,今日美术馆、广州时代美术馆、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上海明圆美术馆等开启了“地产商+美术馆”的新模式。

  广州时代美术馆

理想与“民非”

  在昨天的《国内艺术机构的非营利之路(上)》里,我们大篇幅引用现行的法律法规,其中一条指出,要在国内开一家民营非营利美术馆/博物馆/ 艺术馆,需在当地文广局的批准后,在民政局注册“民非”。

  不过,在红树林品牌创始人、今典集团董事局联席主席张宝全创立今日美术馆之时,“民非”还未对美术馆注册开放。2002年,今日美术馆打着 “国内第一家按现代国际展览标准设计”的美术馆成立。但直到4年后,时任馆长张子康和他的同事们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打听到美协是注册于民政局之下的,后来,在当时一位处长的建议下,今日美术馆成功注册民非,成为国内第一家官方承认的非营利美术馆。在此之前,其他非营利艺术机构,通常在工商局登记,有的挂靠机构,甚至完全不注册,以草根团体的形式出现。

  成立于2003年的广州时代美术馆,也在申请“民非”的路上等了好几年的时间。最初,时代地产与广东美术馆合作成立广东美术馆时代分馆,这座位于时代玫瑰园社区临时空间便是该美术馆的前身。2005年,在第二届广州三年展“三角洲实验室”项目中,策展人侯瀚如邀请建筑师雷姆·库哈斯和阿兰·弗劳克斯为美术馆设计了一个永久性建筑空间,美术馆因此告别了最早的“临时空间”。2010年,时代地产与广东美术馆解除合约,广东时代美术馆以民办非企性质正式对外开放。

  广州时代美术馆馆长赵趄曾回忆美术馆的初创时期:“第二届广州三年展的论坛,拿到‘时代分馆’去举办,这应该是第一次让更多人看到了‘广东美术馆时代分馆’的机构雏形。之所以说是出于营销的目的,是因为当时三年展的论坛,跟当时时代玫瑰园二期的售楼是同一天、同一个时间进行的。在现场看到两拨人——三年展的艺术家、馆长在搞研讨会,另外一拨人在排队买楼。他们互相看对方都觉得非常有趣。”

  在没有清楚建立非营利意识、也没有完善的非营利机制的时代,赵趄所说的,可能是早期背靠房产的美术馆的共同记忆。

  明圆美术馆内景

  2004年的,上海市中心新增一家美术馆:明圆文化艺术中心。这是上海明圆美术馆的前身。

  “当时美术馆没有办法注册‘民非’,我们是以艺术中心注册的。”同为地产行业出身的凌菲菲告诉雅昌艺术网。

  由于地产生意,凌菲菲结识了一些艺术家。最早,有人建议她开一家画廊。“你这儿前面靠着音乐学院,后边有上海中国画院,周围文化氛围很好,要不拿出一些空间做个画廊吧?”凌菲菲没做过画廊,但她动了心,不过,正当她着手做时,陈佩秋先生的一席话改变了她的想法。“陈老先生说:‘你这个空间那么大,就该做个美术馆啊。’”于是就出现了明圆美术馆,最大规模曾覆盖5层空间。

  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

  2005年,证大集团创始人戴志康第一次受邀去威尼斯双年展,身份是中国馆的赞助人。

  威尼斯一行,戴志康深受触动:“中国也应该有这样的美术馆。”

  回国后,戴志康放弃了原来在大拇指广场开艺术咖啡馆的计划,直接开了家美术馆。他取的名字很“野心”:证大现代艺术馆,英文叫“证大MoMA”。“当时,我就知道大拇指广场(证大现代艺术馆)是临时的,我要造个更像模像样的美术馆,像纽约MoMA和巴黎蓬皮杜那样。”为此,戴志康把“当时所有钱都投入”到喜玛拉雅中心。“别人造房子精打细算,省钱,我不是,我做风水。外滩是洋人留下的,我要造中国人自己建设开发的流传于世的房子。”戴志康告诉雅昌艺术网。2009年,原证大现代艺术馆更名为喜玛拉雅美术馆。在中国社会组织网上公布的消息显示,喜玛拉雅美术馆注册资金达1300万元。

  在那个先有理念、有生意、有建筑,再有美术馆/艺术馆/艺术中心的时代,“民非”对创始人而言是很模糊的。而等真要注册民非,获非营利身份时,开始觉得“难”。

  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

  “2013年,我们在申请上海二十一世纪民生美术馆的时候,就有同事跟我说:‘甘馆长,你要申请一个‘民非’机构,没有一两年是搞不定的。’但是,我相信事在人为,因为上海市政府的所有管理规定都是非常透明的,我们要做公益,怎么会让我们等一两年呢?”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馆长甘智漪回忆申请“民非”时的疑问。最终,金融行业出身的她,用18个工作日完成了注册登记。“我的体会是政府效率很高,关键是我们要做研究,要知道流程。”她说。

  据雅昌艺术网多方了解,国内目前亲自走“民非”注册流程的馆长很少,通常是由美术馆员工来完成。不过,伴随美术馆人员变动,一旦该员工离职,熟悉“民非”相关政策的人员就更少了。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指出,登记“民非”的机构需满足以下条件:“(一)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二)有规范的名称、必要的组织机构;(三)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从业人员;(四)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合法财产;(五)有必要的场所。”

  即便有上述条例,机构申请“民非”时,还可能会遇到各方面的问题。比如,场地是否合规、空间的安保设施是否符合规范等。

  龙美术馆西岸馆

  对此,2010年后,更多地产商在开发时已为艺术机构留下空间。比如,上海西岸集团在对徐汇滨江整体开发时,已将文化艺术板块纳入产业布局之一,其中包括已建成开放的龙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西岸艺术中心、西岸文化艺术示范区等,还在建设的西岸美术馆和星美术馆计划在今年完工,这为美术馆顺利注册“民非”带来有效的保障。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非营利与“自行造血”

  申请非营利后,如何向美术馆“造血”成了萦绕在馆长脑海的主要问题。

  根据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与Larry’s List联合发表全球首份《国际私立美术馆调查报告》中显示,在166家左右的私人美术馆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美术馆表示年营业预算额在25万到一百万美元之间;有24%的私人美术馆每年营业预算额低于10万美元;只有4%的私人美术馆的营业预算额超过500万美元。不过,中国有不少私人美术馆的年营业预算额超过500万美元。其中,私人美术馆的资金来源方面有四个方向:创办人资金、自创收入、捐赠人出资和政府直接补贴。其中,89%的美术馆创建人称,他们自己的财力是他们的主要资金来源;45%的私人美术馆的收入来源来自营收(如门票、商店和餐饮商店等),只有22%的私人美术馆直言政府补贴是他们的收入来源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调查问卷的数据来自全球范围,可见,对于非营利艺术机构——特别是没有大型企业资助的、纯粹的私人美术馆/博物馆/艺术馆而言,集资还是最主要的问题。

  收藏家金昌一说:“我希望在活着的时候为自己的梦想奋斗,因此,只是追逐钱财没有意义。我做其他的生意,因为我希望让我的美术馆运营下去,而为了让美术馆经营下去,我需要财源。”

  国内很少有机构愿意公布一年的运营成本和财政状况,对于大多数艺术机构而言,公布数字显得很暧昧。而“自我造血”更艰难。

  尤伦斯艺术中心(UCCA)开拓过很多卓有成效的“造血”模式。2012年5月,尤伦斯艺术商店成立“UCCASTORE @ DESIGN ”;一年后,陈漫、海军、贾伟、刘峰、刘小康、宋涛、孙文涛、薛梅和张永和成为UCCA 设计委员会的初创成员,使该店于2014年收益1900万元,补贴了整个机构运营成本的40%;此外,2012年10月,UCCA 赞助理事会和学术委员会正式创立,首次开辟了由私人藏家赞助国内民营美术馆的先河。同时,“尤伦斯庆典”慈善拍卖为美术馆筹集了可观的经费:在2014年和2015年的两场慈善拍卖中,分别筹集900万元及1086万元的善款。据UCCA 2015年年底公布的官方信息指出,其当年运营总共花费是4092万,创始人尤伦斯先生出资25%、企业赞助25%、义拍占20%、艺术品商店的盈利占20%、尤伦斯的理事会成员的赞助占10%。

  除UCCA,其他艺术机构也在开拓新的方式。2016年,广东时代美术馆与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合作,推出“广东时代美术馆+新艺见系列讲座”,全年六场讲座费用由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赞助。

  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赞助的瓷屋梁硕“来虩虩”现场

  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成立于2014年,由收藏家王兵创立。作为国内少有支持当代艺术的基金会,该基金会成立当年已资助了10家非营利机构。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NCAF)执行理事长楠楠表示:“最初,成立两年以上是我们选择受资助机构的硬性指标;后来随着我们关注的增加,到了2015年,有一些新的空间陆续出现,其实去年非营利机构增长挺多的,我们发现这些新空间蛮有活力,也进行了资助。”

  此外,广州时代美术馆还试图成立董事会。赵趄曾在去年对沪上一家媒体说:“通过财务计算,我们设定19个(董事)席位,加上(时代地产的)地产老板,一共21位。董事会背后会有信托和金融。刚开始董事会和其他资助人捐的钱会进入一个专项基金,这笔钱我们是不用的,直到这笔钱的信托投资收益可以支持运作。根据我们的计算,我们一年运营费用大概一千三百万,这个基金做到一个亿就行。”

  2017年“Hugo Boss亚洲新锐艺术家大奖”发布会现场 嘉宾合影

  2010年成立于上海的外滩美术馆则与品牌“另辟蹊径”。自2013年起,HUGO BOSS与外滩美术馆合作,在国内举办两年一届的“亚洲新锐艺术家大奖”。此项合作中,品牌出资,美术馆联合多位行业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针对亚洲青年艺术家的作品进行评选。对此,外滩美术馆馆长拉拉瑞斯?弗洛乔接受媒体采访时,从企业赞助的心态和形式,阐述了美术馆“造血”的新机遇:“2012年,我刚接任美术馆馆长不久,HUGO BOSS就联络我,有意向筹备一个优秀的艺术家项目,当然,他们也想在亚洲地区发展他们的生意。于是,我们交换了意见:我们对这个项目有什么构想?它和外滩美术馆的本身的项目会构成怎样的关系?事实上,很多企业正在试图改变他们赞助行为的意义。几年前,品牌知识单纯地想促使一些艺术项目、捐一些钱,并通过这种方式作为市场推广,而现在,他们想做更复杂、更微妙地方式,增进大家对于品牌文化的理解。”

  还有部分美术馆创始人至今对“自我造血”产生怀疑。创立两家美术馆的凌菲菲说:“我从来没有想过美术馆能够自负盈亏,想要打平成本是不可能的。我只能做好自己的生意,让美术馆活得更久一点。”

  面对美术馆是否有新的运营模式,戴志康足足想了好几秒。“(现在可能还)没有。”他说。

  艺术家Marina Abramovic在BANK空间(现已搬离)的银行大楼前

独立艺术机构的野生和矛盾

  事实上,除了相对大型的美术馆、艺术馆和艺术中心之外,国内还有更多“地下”的独立机构,他们各方面都不够条件申请民非——注册资金达不到十万元,人员不足以三人,还不一定有合适的、成规模的场地。

  2009年由翁维、何颖宜、姚嘉善、王卫在雍和宫附近的箭厂胡同里找到一个15平方米的门市房,就成立了箭厂空间。一开始,每个月的房租1800元,主要依靠几位成员平均分摊费用。箭厂空间不需要人员管理,连空间里的照明、录像等电子设备的电源控制都设定是自动的。不过,即便如此,箭厂每一年的运营费用在四到五万元。

  2014年,箭厂就获得了上文提到的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的资助。此外,该基金会在当年还资助了扬子江论坛、望远镜艺术空间、黑桥OFF空间、上午艺术空间、录像局、分泌厂、观察社、器空间、再生空间计划。据悉,像上午空间这样的在上海市中心成立的艺术空间,每一年的运用成本在一、二十万左右。

  这些独立的艺术空间,背后往往有个理想化的愿景:“想做更自由的展览和项目。”

  有别于画廊,非营利艺术空间并不出售作品。因此,在选择艺术家和作品上,有机会做更大胆的尝试。

  如今已是正规画廊的BANK空间,最早是抱着非营利的心态建立的。“我想先不要管那么多,做更有意思的展览和项目。”创办人马修·伯利塞维兹说。自此,BANK空间举办了徐冰“阅读室发布《地书之书》”(2014)、廖国核“马上有良心”(2014)、陈天灼“野餐 天堂 婊子”(2014)、欧阳春“渣滓”(2014)、耿旖旎“神爱俗人”(2015)等展览,都显示他的实验理想。不过,非营利机构和艺术家不明确的合作关系,让马修渐生退意:“我想去更多平台推广艺术家,但艺博会去不成,艺术家(合作关系)也比较松散。”最后,BANK正式转型为画廊。

  不过,也有画廊主想转型做非营利机构的,初衷还是“做更有趣的展览。”位于上海的MAO SPACE曾是一家专门孵化青年艺术家的画廊。近期,创办人毛文采向雅昌艺术网透露,想将画廊转型为非营利机构。“其实,说画廊是营利性机构,但支持年轻艺术家也并不那么容易,我们怀抱理想做画廊,付出很多心血,但始终没有赚到什么钱。因此,我想,要不然转做非营利,可能在项目上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目前,国内对于美术馆、博物馆、艺术馆和其他非营利机构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投身于非营利艺术的企业和个人,走过了各自的道路。他们有人因为个人情怀,有人因为生意去求,还有试图想在艺术圈内找到自己的坐标。他们的选择,在个人生命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也为这个时代,为更 多年轻人,带来珍贵的经验。

(责任编辑:李冬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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